Ⅰ. 汉语语音史分期的必要性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字字音及其音变规律的学科, 属于历时语音学的范畴。它与汉语语音史 的界限很难分清, 正如吕叔湘《语言和语言学》（1983：p45）所说：“研究语言的历史叫做语史 学。语音史的研究中国从前叫做音韵学。”音韵学有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和北音学四个分支, 古音学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系统, 今音学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语音系统, 等韵学研究 宋元切韵图、明清等韵图以及等韵化韵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 北音学研究元明清时期以《中原 音韵》为代表的系列韵书所反映的官话语音系统。这四个分支大致体现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 朝隋唐、宋元和元明清四段语音史时期的研究内容, 连缀起来, 就构成一部汉语语音史。现当代 不少音韵学家, 正是把音韵学当作语音史来研究的, 如钱玄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韵学教科书 《文字学音篇》（1918）首次为汉语语音史分期, 按照语音发展史思路和观念讲授音韵学。董同 龢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汉语语音史著作《中国语音史》（1954）, 分上古音、中古音、近古音、 近代音和现代音五个时期讲授语音演变史。董先生去世后, 他的学生又据其遗稿整理和补订, 增 补了“现代方音”、“中古音韵母的简化”和附录“语音略说”, 并更改书名为《汉语音韵学》（196 8）。可见, 董先生的汉语音韵学的主体内容其实就是汉语语音史。

既然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的界限难以分清, 而音韵学本身各分支又呈现了语音史分期的轮廓, 为什么还要为汉语语音史分期？

首先, 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 分期是建立和建设汉语史学科 的需要。

具体说来, 尽管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有密切的联系, 都属于历史语音学范畴, 内容多有交 叉, 互有重叠, 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 各有其特点, 各有其侧重点。

汉语音韵学是传统语言学（即“小学”）的一个分支, 是相对于文字学、训诂学而言的一个学 科, 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近、现代 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加以充实, 除了描写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外, 还介绍基本知识 （包括名词术语、声韵调概念、等韵学基础和汉语音节结构）和音理（即古音、今音的发音原 理和发音机制）, 用等韵学理论（即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对音类（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 和各种音变现象进行描写、分析和阐释。

汉语语音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形成的新兴的汉语史学科中的一个分支, 是相对于汉语词 汇史和汉语语法史而言的, 要求明确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音类和音变现象进行横向的共时描 写和纵向的历时分析, 建立起各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联系, 总结发展规律。由于它成立不到 一百年的历史, 其历史分期、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尚处在探索阶段, 有待于完善。

其次, 讲汉语史, 不能不讲汉语史的分期。正如王力先生《汉语史稿》（1957：p32）所说： “如果不解决分期问题, 那就意味着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始终还停留在浮面, 我们实际上没有 看清汉语是怎样发展的。”汉语史的分期, 建立在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分期的基础之上。解决 汉语语音史分期的问题, 是解决汉语史分期问题的一个前提。

再次, 语语音史分期是体现汉语语音史阶段性特征和深入描写各阶段内容及其演变规律的需 要。音韵学的四个分支的分期固然反映了语音史发展的阶段性, 毕竟是粗略的第一层级分期, 各 分支内部又体现了显著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和规律, 尚需进一步分期分阶段进行细化和深入的描 写、分析和研究。

汉语语音史的分期研究, 自清朝就受到重视, 起步较早, 成果颇丰, 歧见纷出。下面以研究论 著和译著最早发表、翻译或最初印行的时间先后为序, 对清代以来有影响、有代表性、有价值、 有特色的语音史分期意见择要梳理和评介。同一家在不同时间发表的不同看法, 按作者著书立 说的实际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不同学者在不同时间发表的相同、相似或有继承和发展关系的 看法, 罗列在一起。

Ⅱ. 清以来汉语语音史分期研究成果评介

（一）段玉裁的分期

清儒已有古音分期的观念, 段玉裁最有代表性。他的《六书音均表》（1775）根据古诗文用 韵的情况, 把《切韵》以前的语音分作三期。《六书音均表·音韵随时代迁移说》（1775/1988： p816）说：“音韵之不同, 必论其世, 约而言之, 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 汉武后洎汉末为一时, 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 古人之文具在, 凡音转、音变、四声, 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

段氏没有专门研究两汉音, 但是他敏锐地觉察到两汉音既不同于《诗经》音, 又不同于魏晋 宋齐梁陈隋音, 他分出的唐虞夏商周秦汉初相当于上古前期, 汉武帝至东汉末相当于上古后期, 魏晋宋齐梁陈隋时期相当于中古期。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发现先秦声调系统不同于魏晋声调系统, 《六书音均表·音韵随时代迁移 说》（1775/1988：p815-816）指出：“考周秦汉初之文, 有平上入而无去, 洎乎魏晋, 上入声多转 而为去声, 平声多转为仄声, 于是乎四声大备, 而与古不侔。……上声备于《三百篇》, 去声备于 魏晋。”

去声的有无, 清以来各家看法不同。去声的变化, 是上古音转变为中古音的一个本质特征。 段氏据此把上古音和中古音的分水岭定在魏晋, 实在是清儒古音分期最有价值的贡献。

（二）钱玄同^、魏建功^、罗常培^、林尹^、周祖谟^、陈新雄等 学者的分期

1918年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的《文字学音篇》, 是钱玄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音韵学的讲 义, 也是中国高等院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 首次提出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

六期又可总括为三期, 第一第二合为一期, 以第二期包括于第一期之中, 此期之音, 以声母为 准。第三第四合为一期, 以第三期包括于第四期之中, 此期之音, 以韵书为准。第五第六合为一 期, 以第五期包括于第六期之中, 此期之音, 以音标为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钱氏分期处于语音 史研究的初始阶段, 当时真正的两汉音研究还没有开展；魏晋南北朝音, 知之更少；元明清语音 的研究刚刚起步, 已经开始认识到北音著作的重要性。他在《文字学音篇·再版序》（1918）中 称这部书是“千疮百孔的著作”, 检举书中最不好的几点, 其中一点就是：“元明时代底音, 竟没有 说到！”

这个分期在近百年来的高等学府音韵学教学和研究中有很大的影响, 影响了整整三代音韵学 家, 至今还有深远的影响。罗常培、魏建功、林尹等都是钱先生的高足, 周祖谟是罗先生、魏先 生的高足, 陈新雄又是林尹的高足, 都是杰出的音韵学家, 继承和发展了钱先生的分期学说。

1956年出版的、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 是根据他自1924年起在西北大学、厦门大学、 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讲义八易其稿、精炼而成的高水平的音韵学教科书, 语音史分期的起讫年代一 仍其师钱先生之旧, 该书第一讲《绪论》1.4《古今音韵变迁大势》（p25—30）只是给各期添加 一个新的称谓：一期、二期称作古音时期, 三期, 四期称为韵书时期, 五期称为北音时期, 六期称 作音标时期。

1935年出版的、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35/1996：p3-6）提出两种分期法。一种是细分 为七个时期, 中古音及其相关的分期如下：

魏先生的这种分期显然受到钱先生的影响, 新分出一个第五期来。魏先生指出, 用“上古”“中 古”“近古”来分期, 不如标明某时代的办法致密, 最合理的分期应该从研究的结果里面定出正确 的段落。魏先生提出的这个理想的分期目标, 终于在50年以后出版的、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 （1985）中真正实现了。

《古音系研究》（1935）的另一种分期意见是：以韵书为标准, 分为有韵书以前和有韵书以 来两期。韵书以来的古音（相当于以上第四、五、六期）, 按照时代先后和地域分布, 分为南音 和北音两大系七类, 其中《切韵》、《广韵》、《集韵》、《五音集韵》等属于南音, 《中原音 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等属于北音, 《洪武正韵》是南音和北音的混 合物。虽然某些韵书的性质确定不当, 如《集韵》、《五音集韵》属于南音, 《礼部韵略》跟《集 韵》不同类。但魏先生能够看到韵书的方音差异对分期的影响, 在当时国内学者中还是少见的, 是一大进步。

1937年出版的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1937/1988：p11-12）将历代字音变迁的历史 分为六期, 也跟钱先生的分期相同。

1958年, 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出版, 将汉初到 隋末（公元前206—公元617年, 即钱玄同所分的第二期、第三期）八百多年间韵部的演变史分作 三个时期：

罗、周两位先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原计划出版三个分册, 1958年9月只出了第 一分册, 详密描写分析了两汉的韵部及特点, 是两汉语音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 好评如潮。1982 年起, 周先生陆续发表了《魏晋音和齐梁音》、《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和《齐梁陈隋时 期诗文韵部研究》等, 这些成果汇聚在他的《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1996)巨册中, 分上篇《魏 晋宋之部》和下篇《齐梁陈隋之部》, 详尽描写了魏晋宋和齐梁陈两个时期的韵部演变, 对第一 分册提出的每个分期的音韵特点做了全面总结, 其中魏晋韵部分合的结论跟丁邦新的《魏晋音韵 研究》(1975：p269-271)大致相同。罗、周两位先生的研究, 论证、充实和发展了钱先生的分期 理论。

台湾著名音韵学家陈新雄先生的巨著《声韵学》（2005）第一编第六章《历代字音之变迁》 完全采录了钱先生的分期内容。

（三）马伯乐^、高本汉等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分期

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张清常译, 1920/2006：p202）提出了汉语史分期的看法：

马伯乐看到了《切韵》所代表的六朝以来的长安音跟唐末宋代语音的不同特点, 将中古汉语 （即中世汉语）分为两期。把中古汉语以后的语音看作官话, 金元明初为官话前期, 也就是后来 有些学者所分的早期官话或近代汉语。

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之作、高本汉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合 译, 1940/1995:p20-21）对汉语史分期如下：

高氏比马氏多出太古期和近古期, 他的上古期, 马氏分作前后两期；他的中古期, 则相当于马 氏的中古前期, 不同的是高氏分出近古期。高氏利用《切韵指掌图》等较晚的韵图构拟《切韵》 音系, 他的中古音“基本上是韵图的音类”, 但是他的分期却表明, 韵图时代的音系跟《切韵》有 差异。因此, 罗杰瑞《汉语概说》（1995：p37）评价道：“《切韵》本身可作为中古音的主要资 料, 是其他各种资料的核心。尽管有人不同意, 我想高氏的构拟基本上是韵图的音类。”

马伯乐和高本汉的分期影响很大, 受到西方、日本和中国学者重视, 其分期结论得到了进一 步论证, 并有所修订和发展。

日本学者藤堂明保《上古汉语音韵》（1967：p32）分汉语史为五期, 他的“中古汉语”（后6C —后10C）跟马氏中古前期相同, 他分出的“中世汉语”（后11C—后16C）, 相当于高本汉的近古 汉语加上老官话。平山久雄《中古汉语の音韵》（1967：p112）则认为, 广义的中古音, 指六朝 后期至唐末宋初语音的总称, 这个分期意见在日本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蒲立本《Late Middle Chinese》（1970-71）和蒲立本《Middle Chinese》（1984）修正了高本 汉的分期, 他注意到2、3世纪至11世纪汉语标准音的变化, 分出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早期中 古汉语和七、八世纪形成的以长安标准音为代表的晚期中古汉语。

郑再发《Ancient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1985：p1-5）主张汉语史研究以三个时期为 中心：上古汉语（以《诗经》和其他先秦韵文以及谐声字为材料为代表）、中古汉语（以《切 韵》为代表, 包括《切韵》增订本《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和早期官话（以《中原音韵》 为代表）。《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蒙古字韵》和《古今韵会举要》是后两期 的补充材料。

白一平《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1992：p14-15)综合采纳了高本汉、蒲立本 以及司徒修《The Jongyuan In Yunn: a guide to old Mandarin pronunciation》(1966)的意见, 对汉 语史分期有较明确的表述：

继蒲立本的《Late Middle Chinese》（1970-71）及其《Middle Chinese》（1984）之后, 黄笑 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1995：p2-14）进一步分中古音为齐梁陈隋初唐、中唐—五 代和两宋三个阶段, 其中盛唐是过渡期。分期的主要根据是标准音基础的转移和变更, 第一个阶 段的标准音是以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的《切韵》音, 第二个阶段转变为长安话为基础的标准音。 第三个阶段则没有明确论证。

郑张尚芳《中古音的分期与拟音问题》（2000）的中古期起讫跟黄笑山相同, 中古音分前中 后三期, 盛唐算中期, 晋代是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 宋代是中古到近代的过渡期。

麦耘《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兼论早期韵图的性质》（2002： p147-166）综合论证了中古汉语是始于南北朝即5世纪初叶, 终于北宋与南宋之间即12世纪初叶 的大约七百年的时期。具体说来, 中古时期可以从盛唐与中唐之间划为两期：南北朝到盛唐为 中古前期, 约三个半世纪, 中唐到北宋为中古后期, 亦约三个半世纪。中古后期还可以再分：唐 末以前为后期的第一期, 为时一个世纪出头, 此后为后期的第二期, 有两个多世纪。

以上各家分期的共同点是, 都没有给予魏晋音一个独立的地位。

（四）林语堂的汉语史分期

林语堂对汉语史分期的看法, 见于他192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汉语古音学》和此后在中国发 表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前汉方音区域考》、《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燕齐鲁卫阳声转变 考》、《周礼方音考》等1933年收入其《语言学论丛》的一系列论文。1923年, 林语堂在德国莱 比锡大学用德语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汉语古音学》, 近九十八年来一直没有完整公开发表过。 2021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高永安等译述、王超贤审订的《林语堂古音学研究》, 第一次全面翻 译、整理和评述了林语堂博士论文的上古音成就和学术价值, 至此我们才系统地了解了林语堂 汉语史分期的看法。

林语堂的《汉语古音学》在考察前人分期的基础上, 以汉代扬雄的《方言》为切入点, 寻找和 建立古代各方言之间方音演变的轨迹, 与后代方言材料对应进行历时的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方音 观, 他对汉语语音史分期可总结如下：

林语堂在为汉语语音史分期注重时空差异, 对考察的所有文献都做了时间和地域的考证和限 定, 力图把方音研究放进古音研究的格局内, 这种分期的理念具有创新性, 符合汉语语音史分期 的实际情况, 对当今的汉语史分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五）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和《汉语史稿》以及向熹、殷国光等学者的分期

1936年, 王力先生发表了《南北朝诗人用韵考》, 同年于海晏出版了《汉魏六朝韵谱》。于著 搜罗宏富, 材料完备, 虽然把自汉到隋的音韵演变分为两汉、魏晋宋和齐梁陈隋三个时期, 跟后 来罗常培、周祖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58)分期相近, 但是对押韵材料的分析却 不能体现出音变的阶段性, 正如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1975：p291)所说：“他主要的缺点在 于分析的方法, 他把一切押韵的字归纳在一部里, 不管何者为正则, 何者为例外, 从他的韵字表上 既看不出各部分分类的界限, 也无法找到音韵演变的路向, 更谈不上与《切韵》音系的比较。” 对南北朝语音进行科学的、较系统的研究, 王力先生堪称第一

人。因此, 他的早期分期意见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p5-9)从考察南北朝49家诗人用韵入手, 以个人为研究的单位, 找 出个人用韵的情形后, 再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由共同点的异同把南北朝语音分为三期：第一期 为宋和同时期的北魏, 第二期是齐梁和同时期的北方作家, 第三期是陈隋和庾信、徐陵等所代表 的北周。王先生还发现, 尽管时代对于用韵的影响大于地域的影响, 同时代一些诗人用韵的不同 仍可归结为方音的差异。王先生对于南北朝诗人的用韵研究具有开创性, 一是首次采用正确的方 法揭示了南北朝韵部演变的阶段性特点, 把以后的研究引入科学的轨道。二是首次科学论证并确 立了南北朝语音在语音史上的独立地位, 开创了魏晋南北朝语音研究的新时代, 一个完整的中古 音分期随后建立起来。

但是, 1985年出版的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 把魏晋音和南北朝音作为一个时段的音系 来描写, 反而泯灭了南北朝语音的阶段性差异。

中国第一部汉语史著作、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1957：p35）把汉语史分为四期：

这个分期有两个特点：

第一, 虽然王力先生主张以语法作为汉语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和根据, 但还是兼顾语音标准的, 如上古汉语三个特点中有一个语音特点：入声有两类。中古汉语五个特点中有一个语音特点： 去声字的产生。近代汉语分期完全从语音标准入手, 提取的三个特点全是语音特点。

第二, 汉语史各个分期不是截然分开的, 从上古到近代都各有一个过渡阶段, 中古期以前的二 百年, 即三国西晋看作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 中古期以后的二百年, 即南宋金朝看作中 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

王先生的分期影响很大, 得到国内汉语史学者和高等院校汉语史教学的广泛采纳。如继《汉 语史稿》之后的国内第二部汉语史力作——向熹的《简明汉语史》（1993）的分期, 就跟《汉语 史稿》完全相同, 只不过取消了过渡期。又如殷国光等编著的《汉语史纲要》（2011）也采用了 王先生的分期。

（六）董同龢、郑再发和谢云飞的分期

董同龢所著中国第一部汉语语音史著作《中国语音史》（1954:p6-7）和《汉语音韵学》 (1968:p9-12)分语音史为五期：

在中古期和近代期之间加入一个过渡期近古音, 类似高本汉的近古汉语。两汉魏晋南北 朝没有地位, 原因如董先生所说：“因为材料留存有限, 研究的程度也未臻理想。”

针对董先生近古和近代的分期, 他的学生郑再发《汉语音韵史的分期问题》(1966)严格按照 音韵区别特征给近代音分期, 根据各项音变“锥顶”产生的时代, 第一次把近代音的上限定在10世 纪初, 下限定在17世纪初。郑先生首次提出的音韵史分期法是科学的, 他对近代音的分期结论也 得到后来学者研究的证明。

谢云飞《中国声韵学大纲》(1987:p7-12)跟董先生的分期基本相同, 同时也受到钱玄同和魏建 功的影响。他的分期, “不能硬性地完全以时间为区分之标准, 也要看韵书本身的内容来决定”, 以《切韵》系韵书的变化为依据, 隋唐及宋代前期是中古期, 为《切韵》系韵书期之赓续。

（七）周法高和吕叔湘的分期

早在1955年, 周法高先生的《中国语文研究》（1973）所收论文《中国语法学导论》（1955） 第三节《中国语法之分期》就已经指出, 研究中国语法, 大体上可以分为古代语法和近代语法两 部分, 古代语法以春秋战国的文献为主, 上溯殷周, 下探汉魏六朝的发展。至于唐宋以降的古文 运动, 只是一种对古代语法的草拟, 并不代表当时的语法。近代语法可以现代国语为主, 上溯唐 宋以降的白话, 特别注意语法之历史的变迁。中国语以唐宋为界限, 分为古代语和近代语两部 分。《中国语文研究》（1973：p44—48）还把古代语进一步细分为四期, 即殷周时期（殷后期 和西周）为第一期, 列国时期（春秋战国和秦）为第二期, 两汉时期为第三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为第四期。近代语则包括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

吕叔湘先生以语体的转变为分期依据, 把汉语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大阶段, 其结论 跟以语法变迁为分期依据的周法高先生不谋而合。吕先生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序》（1985） 说：“秦汉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 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 语, 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 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 ‘白话’篇章, 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 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 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 言’的书面汉语地位。根据这种情况, 以晚唐五代为界, 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 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 那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分期, 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 汉语鼎足三分。”吕先生的分期说引起了广泛的争鸣, 围绕着汉语史两分是否合理、语体能否成 为汉语史分期的标准、近代汉语分期的上限和下限如何、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否应该分开等 一系列问题, 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周、吕两位先生的分期说分别是根据语法标准和语体标准提出来的, 但是对于语音史的分期 也有较大影响。如李新魁的《古音概说》（1979）和竺家宁的《声韵学》（1991）所分的近代 音就包含现代汉语语音在内。再如杨耐思的《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1993/2012） 及其《近代汉语语音史的分期》（2000/2012）赞同郑再发《汉语音韵史的分期问题》(1966)首 次论证的近代音上限定于十世纪的见解, 指出呂先生关于近代汉语上限的分期意见能从近代音的 分期得到印证。又如蒋冀骋的《论近代的上限》（上、下）（1990, 1991）从语音、语法和词汇 三方面综合论证了近代汉语上限定在晚唐五代的合理性, 他的专著《近代汉语音韵研究》（1997年 初版, 2021年增订版）的近代音正是从晚唐五代讲起的。

（八）唐作藩的分期

自1958年起,唐作藩先生为北大中文系高年级本科生讲授汉语语音史课程多年, 编写了一部讲 义, 后取名《汉语语音史教程》,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2017年出版了第二版。

《汉语语音史教程》（2011：p12—14）初步将汉语发展的过程分为五个大的时期：

这个分期意见“只是粗线条的, 要细分起来, 上古、中古和近古都还可以各分为两个阶段。”具 体说来, 上古音分为周代（公元前11世纪到前3世纪）和汉代两期, 中古音分为中古前期（齐梁至 隋唐）和中古后期（晚唐）两期, 近古音分为以周德清《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古前期（10世纪 至14世纪）和以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为代表的近古后期（15世纪至19世纪）两期。

唐先生不同意吕叔湘先生以文体的转变为标准而把汉语史两分的看法, 也不赞同仅以语法结 构作为语言史分期的唯一标准。特别指出, 语音、语法和词汇三部分既各有其系统性, 且发展不 平衡, 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 为汉语史分期时, 应该把三部分结合起来, 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进 行考察。强调汉语史分期是相对的, 很难确定分期的具体年限。

2002年夏天, 唐先生曾来信告诉笔者：

以上看法可以看作他对《汉语语音史教程》（2011）的补充意见。

（九）郭锡良的分期

郭锡良先生1960年与唐作藩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一次合讲汉语史课时, 在王力先生《汉语史稿》 （上册, 1957）第一章《汉语史的分期》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改进意见, 后来以《汉语史的分期 问题》为题, 发表于《语文研究》2013年第4期, 又收入郭锡良（2017：p324-333）, 阐述了他对 汉语史分期的初步意见, 概括如下：

（十）北大中文系1956级语言班所编《汉语发展史》的分期

1960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级语言班编写的《汉语发展史》上册（p18——19） 综合考虑社会和语言两个方面的因素, 认为有书面语言材料以来的汉语史应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 殷商时期, 也就是甲骨文的时代, 相当于公元前十八世纪到前十二世纪左右；

第二, 周、秦、西汉时期, 相当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左右；

第三,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相当于公元一世纪到六世纪左右；

第三, 隋、唐、宋时期, 相当于公元六世纪到十三世纪左右；

第五, 元、明、清时期, 相当于公元十三世纪到“五四”运动；

另外, “五四”运动以后至今为现代汉语时期。因此, 汉语史实际上可分为六个时期。

这个分期的特点是：西汉和东汉分属两个不同时期, 又把隋朝跟南北朝分开, 凸显了汉末魏 晋南北朝的独立地位；整个宋代跟隋唐共属一个时期。

（十一）丁邦新的分期

丁邦新先生的《魏晋音韵研究》(1975：p269-271)把上古到中古的语音分为三期：

二、古音：魏晋宋（？）(208A.D.-478A.D.)；

刘宋音当时没有研究, 故其语音史地位暂时存疑。丁先生的分期, 建立在深入揭示魏晋音特 点的基础之上, 有三个特色：

第一, 把魏晋时期的语音（古音）看作从上古音到中古音演变的转折点, 首次将魏晋音定位 为一个既不同于上古, 又不同于中古的独立分期, 对后来的分期有很大的启发；

第二, 首次拟测魏晋韵母系统, 开列从上古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东汉到魏晋三个时期 的韵母演变规则清单, 为分期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

第三, 中古音分前后两期, 依据是前期的韵部脂之、尤侯幽、虞模、庚耕清（陌麦昔）、冬钟 （沃烛）、先仙（屑薛）在后期发生了合并。

（十二）坂井健一的分期

日本著名汉语史专家坂井健一的《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1975：p3-4）把汉语史分为五期：

这个分期颇具特色：秦汉时代的语音归入中古期, 唐代语音归在近古期, 清代音和现代音各 自独立为一个时期。坂井先生对于近古音、近世音和现代音的分期, 在日本汉语史学界很有代 表性。

（十三）周祖谟的分期

周祖谟先生1979年11月在华南师院做了题为《汉语发展的历史》的学术讲演, 此文收入浙江 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 该文第三节《汉语历史时期的划分》把三四 千年的汉语史初步划分为六期：

这个分期有三个特点：一是分期考虑语法、语音、词汇、文字、语体等特点, 并联系各期的 社会、历史加以分析；二是魏晋南北朝有独立的地位, 跟隋唐分开, 分属于两个不同时期；三是 分出近古期, 中古期时间跨度较短, 近古期较长。

（十四）方孝岳的分期

方孝岳《汉语语音史概要》（1979）把汉语语音史分为四个音系四个阶段：

方先生根据汉语史四个阶段的代表音系分期, 把四个时期的普通话音系点连成一线, 采用“四 点一线”式的理论框架描写汉语语音史, 在汉语史教学研究中颇具典型性。与此书同时或后来出 版的有的语音史著作也是如此分期的。

（十五）邵荣芬的分期

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p4）把汉语语音史分为四期：

可以看出, 上古、中古期和近古期的上限采用了王力《汉语史稿》（1957）的分期意见, 现代 期的上限则从十七世纪开始。

（十六）李新魁的分期

李新魁《古音概说》（1979）把汉语史分为四期：

199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新魁的《中古音》（1991：p1）重申, 所谓“中古音”, 是指隋经唐 至宋这个时期的汉语语音, 大约包括从公元581年至1278年共697年时间, 它在上古音、近古音 （魏晋时期的语音）和近代音之间, 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十七）王力《汉语语音史》的分期

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1985)是划时代的语音史著作。他把近三千年的汉语语音史分为 九期, 选择先秦以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献材料, 构建先秦至现代时期的九个共时音系点, 即 先秦音系、汉代音系、魏晋南北朝音系、隋——中唐音系、晚唐五代音系、宋代音系、元代音 系、明清音系和现代音系, 现代音系罗列北京、苏州、厦门、广州和梅县五地音系。王先生的分 期是各家分期最细的, 反映了他对汉语语音史深入研究的新成就, 建立了崭新的语音史体系, 开 辟了语音史的分期研究新阶段, 值得大书特书。其特点有四：

第一, 在诸家分期中最为细密, 取消王力《汉语史稿》（1957）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 语的分期, 但是丰富了和深化了汉语语音史各期的内容, 具体说来, 上古音包括先秦音系和汉代 音系, 中古音包括魏晋南北朝音系、隋中唐音系和晚唐五代音系, 近代音包括宋代音系、元代音 系和明清音系。

第二, 取消了过渡期, 而代之且隶属于连续的、不同的语音史时期, 《汉语史稿》（1957）上 古到中古的过渡阶段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古到近代的过渡阶段属于宋代, 近代到现代的过渡 阶段跨越清末民国初期。

第三, 抛开《切韵》在语音史分期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为《切韵》并不代表一时一地的音系, 有明显的存古性质, 不能作为建立共时音系的依据。

第四, 承认自古有方言存在, 但由于很少或很难了解语音史料的方音差异, 各个时期只选一个 代表音系, 没有谈到同时期的方音差异, 同时期音系不一定是确定地点的音系。因此, 分期只有 古今, 没有南北。

（十八）蒋绍愚和胡明扬的分期

蒋绍愚先生自1986年起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了近代汉语研究课程, 撰写油印的讲义后来取名《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2005年改名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2017年又出版了修订本, 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针对吕叔湘先生“两分法”的分期结论, 蒋先生采用“三分法”论证了把汉语史分为古代汉语、 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三个历史时期的必要性, 以语法作为分期的主要根据, 指出近代汉语的上限 在唐初（7世纪初）, 下限在清初（18世纪中期）。这样, 汉语史分期就呈现出鼎足三分的格局。

胡明扬先生在1986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近代汉语的上下 限和分期问题》, 收入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汉语研究》（1992：p6-12）, 关于近代汉 语上下限的看法, 跟蒋先生基本一致。他采用语音、语法和基本语汇三个标准, 主张“近代汉语 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 即七世纪初, 也可能更早, 但是现在还缺乏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 下限应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时代以前, 即十八世纪初以前, 概略而言, 大致在明末清 初。”并进一步把近代汉语分为早期（相当于早期白话, 从隋末唐初到五代北宋）、中期（相当 于早期话本时期, 宋元）和晚期（相当于后期话本时期, 元明到清初）。

蒋、胡两位先生的分期, 是合理的语法史分期。把近代音的下限定在18世纪中期, 充分考虑 和协调了以语法、词汇和语音为依据的分期结果, 也很合理。

但是, 在确定近代音的上限时, 蒋先生却没有协调语音分期和语法分期。他把轻唇音的分化 作为确定近代音上限的语音特征, 似欠妥。因为, 轻唇音分化并不是区别中古音和近代音的关键 性语音区别特征。

胡先生确定近代音上限的语音依据有三：入声韵尾-p, -t,-k相混到消失、全浊声母的清化和 -m韵尾的消失。胡先生所选的音韵区别特征虽然很典型, 但是他判断这三项音变开始的时间, 却 为时过早, 不应认定始于唐初。

如果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唐初, 那就意味着唐初的中古音系统属于近代音。《切韵》成书 于601年, 即7世纪初, 但是, 没有人会同意把《切韵》音看作近代音的开始。因此, 我们认为, 不 能为了迁就某些近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和若干非关键性语音区别特征, 就把具有中古音特点的音 系归到近代汉语, 应该始终协调语法分期和语音分期。

（十九）陈振寰的分期

陈振寰《音韵学》（1986：p98-293）把语音史分为五期, 建立了五个音系：

这个分期有两个个特色：

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以韵图为标准的分期结果, 跟以韵书为标准的分期结果不见得一致。宋代既有韵书又 有韵图, 陈先生没有协调韵图分期和韵书分期的矛盾, 以韵图标准划分的五代宋时期跟以韵书标 准分出的宋元期, 宋代期是重叠的, 却分属两个不同的时期。

第二, 韵书、韵图、诗韵、词韵和曲韵等不同性质的语音史料, 反映实际语音的尺度和限度 各有不同。同样是韵书或韵图, 其革新和保守的程度也不同。同一时期的不同韵书不一定反映 同一时期的音系, 不同时期的韵书却有可能反映同一个时期的音系, 最明显的例子是《广韵》

（1008）比《切韵》（601）晚四百多年, 却反映《切韵》音系。陈先生的宋元期把各种语音史 材料等量齐观, 一视同仁, 造成了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比如宋金词人押韵, 由于没有词韵书的 束缚, 反映时音的尺度显然大于同期诗人用韵和韵书分韵；《集韵》、《礼部韵略》跟《五音集 韵》的语音性质不同, 前者比后者保守, 反映时音的尺度显然要小于后者。陈先生却把宋词押韵 和这几部韵书相提并论。又如, 王文郁的《平水韵略》虽成书于1229年, 但正如王力先生《音韵 学初步》（1980/1991:p216）所说：“唐人的律诗（平韵）都是依照‘平水韵’押韵的。当时虽没有 ‘平水韵’, 但已有独用同用的规定。”为此, “平水韵”应属隋唐音系。陈先生却归在宋元音系。

第三, 明清是等韵学的繁荣期, 出现了大量的等韵图, 理应作为分期的重要根据, 陈先生所讲 的明清语音却没有提到一部等韵图。

（二十）太田辰夫的分期

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的《汉语史通考》（1987：p2）把汉语史分为五大阶段八个时期：

这个分期有三个特色：

第一, 每个大的汉语史分期之下, 分出不同的发展时期, 各期成为连续的发展阶段, 即大阶段 之下的小时期构成连续的发展时期；

第二, 魏晋南北朝成为独立的分期, 构成中古汉语的全部内容；

第三, 近古、近代和现代汉语的分期, 跟坂井健一（1975）一致。

（二十一）何大安的分期

何大安是台湾著名的音韵史分期专家, 对分期问题有系统的理论表述, 他对于汉语语音史的 分期,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1. 对于整个汉语史的分期

何大安《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1987：p255-261）从音节结构的差异, 把汉语史分成三 大时期, 每个时期的音节结构和年代概括如下：

音韵史音节结构变动的特点具有稳定性, 应该作为分期的标准和依据, 这种分期法很值得借鉴。

2. 对于南北朝语音的分期

何大安《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81)是后出转精之作, 其分期最大的特色是考虑了方音因 素, 把南北朝韵部分为两期三区, 即刘宋（420-479年）和北魏前期（439-493年）为第一期, 南北 韵部一致, 是一个大区域；第二期分为两区, 南北韵部有差异；北方北魏后期（494-534年）、北 齐（550-577年）是一个段落, 南方的齐梁陈（480-589年）以及北方的北周、隋（557-618年）同 属于另一个段落。何大安认为, 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6)的第三期南派作家的押韵特点 只是个人审音风尚, 并不能代表整个时代, 没有必要分出来。他也不赞成罗常培、周祖谟《汉魏 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58)把宋、北魏前期归入魏晋, 因为他们收录的北魏材料不足, 不易 看出分别。

宋和北魏前期划分为一期, 且南北一致, 说明第二期北方和南方的押韵共同沿袭第一期, 南北 的分化从齐以后开始, 是一个重要发现, 魏晋便成为独立的分期。

何大安《刘宋时期在汉语音韵史上的地位——兼论音韵史的分期问题》(1994)修订其《南北 朝韵部演变研究》（1981）旧说, 不大强调南北差异, 不知何故。他把刘宋和北魏前期归入齐梁 陈, 于是南北朝就变为一期。根据音韵结构的特点, 中古音分早期（魏晋）和晚期（刘宋以后迄 唐宋）。

（二十二）竺家宁的分期

台湾音韵学家竺家宁的《声韵学》（1991）是台湾近二十年来影响较大、颇具特色的一部声 韵学和音韵史著作, 把汉语语音史分为三期：

一、上古音（周秦两汉）；

二、中古音（魏晋至宋）, 具体说来, 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中古音前期, 以《切韵》系韵书《广 韵》和表现《切韵》音系的《韵镜》音为代表；宋代为中古音后期, 包括《集韵》、《五音集 韵》、《礼部韵略》、《九经直音》、《声音唱和图》、《诗集传》叶音、《韵会》和《四声等 子》、《切韵指掌图》、《切韵指南》等语料。

三、近代音（元至今）。

这个分期的特点有四：

（二十三）杨耐思、曹广顺的分期

杨耐思先生对于近代音分期的看法集中体现在杨耐思、曹广顺《近代汉语讲座第八讲》 （1992）、杨耐思《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1993/2012）及其《近代汉语语音史的 分期》（2000/2012）三篇论文里。

作者支持吕叔湘先生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即九世纪的见解, 截取了十三四世纪的 《中原音韵》、《蒙古字韵》音系作为上联中古音《切韵》音系、下联现代汉语北京音系的语 音平面, 进一步把近代音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晚唐五代经北宋辽到南宋金, 是近代音的始成期, 是中古音向近代音的过渡, 语 音变化急剧；第二个阶段是有元一代, 是近代音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的早期官话出现了两个标准 音：一个是由《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 另一个是由《古今韵会举要》和《蒙古字韵》、八思 巴汉语所代表的音系；第三阶段从明初到清末, 是近代音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的语音变化表现为 两个标准音的合一和向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趋同, 最后形成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普 通话音系。

元代作为近代音中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 构成近代音的成熟期。强调《中原音韵》、《蒙古 字韵》两个元代标准音在近代音分期中的枢纽地位和关键作用, 是这种分期的独到之处。

（二十四）黄典诚的分期

黄典诚《汉语语音史》(1993)分期如下：

这个分期的问题在于, 上古期跨度过长, 中古音的上限过晚, 魏晋南北朝属于以《诗经》音为 代表的上古期。可是, 《诗经》音并不能代表3世纪至6世纪的音, 《切韵》音却可以追溯到魏晋, 早在6世纪以前就已经发育成熟了, 能代表魏晋南北朝的音。

（二十五）蒋冀骋的分期

蒋冀骋《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下）（1990, 1991）在辨析和讨论王力先生、潘允中、 吕叔湘和胡明扬四家分期意见的基础上, 通过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的综合考察, 把近代汉 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 下限定于明末清初。特别指出, “语言史的分期不可能一刀切, 近代汉语 的某些语言现象也许在唐初, 甚至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 但不能执此将近代汉语的上限推到六朝 或隋唐, 因为一二个文献例证的出现, 还不足以改变语言的本质。”他的《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1997初版本, 2021年修订本）按晚唐五代、宋代、金元、明清五个时期讲述近代汉语音韵史。

（二十六）李葆嘉的分期

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2003：p167）推测, 公元前5000年, 中国境内存在三大太古语 网, 公元前3000年左右, 随着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的逐步形成、巩固和发展, 原始夷 越语、原始氐羌语和原始胡狄语混成为原始华夏语, 公元前2000年前后, 殷商华夏语以原始夷越 语为主体, 形成系统的文字与书面语。公元前1100年到前200年, 姜周华夏语以原始氐羌语为主 体, 致使中原殷商语氐羌化。秦汉统一后, 中原语言才渐有“汉语”之称。华夏汉语可分为三代华 夏语和秦汉以后的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史》（2003：p360-361）依据秦汉以后历史上的三次 大动乱, 可以把秦汉以来的汉语史分为七个时期：

（二十七）周祖庠的分期

周祖庠《新著汉语语音史》（2006：p6-14）把汉语史分为十期：

Ⅲ. 各家分期的分歧及其存在的问题

以上47家27种分期意见, 反映了汉语语音史分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大致上展示了汉语语音 史分期的总成绩。不难看出, 诸家的分期意见, 随着语音史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深化, 并存在着很 大的分歧, 从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认识：

和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 中古汉语上承上古汉语, 下启近代汉语, 而近代汉语 上连中古汉语, 下接现代汉语。所以, 解决语音史分期问题, 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中古音和近代 音（或近古音）的分期。

诸家的分歧, 集中体现在以下八点：

有五派意见：(1)魏晋音或东晋、刘宋音在中古音里没有地位；(2)魏、西晋归上古期, 东晋以 后归中古期；(3)魏晋或魏晋南北朝独立为一期, 既不算上古期, 又不属于中古期；或者属于上古 到中古的过渡期；(4)魏晋是中古期的一个阶段；(5)魏晋（两晋）归在上古期。

有四种看法：(1)大多数学者认为, 隋唐属于中古期；(2)隋唐属于近古期；(3)隋归入中古期, 唐归在近古期。(4)晚唐以前属于中古期, 以后算作近古期或近代期。

宋, 有全宋、宋初、北宋、南宋前半、南宋后半的时段分法。有五种意见：(1)全宋属于中古 期；(2)宋初属于中古期, 以后属于近古期、中世汉语或近代期；(3)南宋前半（12世纪）以前归 中古期, 以后属于近古期或近代期；(4)全宋是近古期；(5)北宋属近古期, 南宋归在近代期。

有四种意见：（1）清代跟元明、现代期不分, 都是近代期；（2）清代与元明属于近代期； 现代期独立, 现代期的上限在19世纪, 或在“五四”运动以后；（3）清代跟元明分开, 是独立的近 代期, 现代期独立；（4）清代跟元明分开, 清代跟现代不分, 都是现代期, 现代期的上限在17世 纪, 即清初至今的汉语为现代汉语。

造成汉语语音史分期分歧的根本原因, 从大处和深层着眼, 主要涉及七个问题：

Ⅳ. 笔者的分期意见

总结前人的分期成果, 权衡各家分歧的利弊, 综合考量分期的各种因素, 笔者对汉语语音史的 分期意见简述如下。

首先, 运用归纳法、演绎法、层级分期法以及协调语音、语法分期法等方法, 以“散点多线式” 语音发展史观指导分期实践。

其次, 每个分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阶段性内容, 在提取分期的关键 性音韵区别特征进行分期时, 应该充分考虑分期的层次性, 有必要进行层级分期, 即在大的分期 （即第一层级分期）之下分为若干发展阶段, 各大分期内部分为若干大的发展阶段（即第二层级 分期）, 各大阶段内部再进行第三层级分期, 再分为若干小的发展阶段（即第三层级分期）。如 果有需要, 当然可以对小阶段进一步细化, 进行第四层级分期。笔者暂定三个层级分期。

关于第一层级分期, 唐作藩和郭锡良先生关于远古汉语的分期意见, 唐作藩和何大安先生关 于上古音和中古音的分期意见, 吕叔湘、周法高和郑再发先生关于近代汉语上限的分期意见, 郑 再发、蒋绍愚和胡明扬先生关于近代汉语下限的分期意见, 笔者认为比较合理。

再次, 考虑到语音的渐变性, 五大分期之间应该各加入一个过渡期。

但是, 语音的演变又是连续的, 过渡期并不是隔离期, 考虑语音的渐变性时, 还应该考虑语音 演变的连续性。新旧时期之间不可能一刀切, 旧时期旧的语音要素, 往往与新时期新的语音要素 共存一个较长的时期, 才能消失, 因此过渡期的语音内容可以并存于旧时期的结束期或新时期的 始成期, 可以成为结束期或始成期内部的一个发展阶段。

这样, 从远古汉语到现代汉语, 第一层级分期之下可分出十个前后连续的发展阶段。各期各 阶段起讫皆有所据, 今将笔者分期看法所依前人首次分期之说括注于后：

1. 远古汉语：

殷商时期, 即甲骨文的时代, 公元前20世纪至前13世纪, 商代晚期即公元前13至前12世纪为过 渡期。[唐作藩、郭锡良说, 北大中文系1956级语言班所编《汉语发展史》（1960）说]

2. 上古汉语：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世纪, 周秦两汉, 东汉是过渡期, 分两个阶段：

3. 中古汉语：

公元3世纪——9世纪初, 魏晋南北朝隋唐, 晚唐五代（即9世纪中期至11世纪初期）是过渡期, 分三个阶段：

4. 近代汉语：

公元9世纪中期——18世纪中期（郑再发、杨耐思和曹广顺、蒋绍愚、胡明扬说）, 明末清初 是过渡期, 分三个阶段：

5. 现代汉语：

清中期（即18世纪后半期）至今。[蒋绍愚、胡明扬说]

具体说来, 远古音的下限在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 上古音的上限在公元前11世纪；上古 音的下限在东汉, 中古音的上限在魏晋；中古音的下限在中唐, 近代音的上限在晚唐五代北宋初 期；近代音的下限在清初, 即18世纪中期, 现代音的上限在清代中期, 即18世纪后半期。语音发 展是有序的渐变, 而不是突变, 各期之间都有过渡期衔接。只有把语音史各期内部每个阶段的音 系内容分别描写和展示出来, 才能勾勒出语音史发展的整体面貌。